張竹林:法蘭西價值觀敵不過一條穆斯林頭巾? | 網賭被黑網

李瓦爾所說的產品,是迪卡儂計劃推出的一款為穆斯林女性跑步者設計的頭巾。出乎這家連鎖體育用品商意料的是,這條售價不過8歐元的產品,會搖身變成能夠摧毀法國社會價值觀的魔鬼。病毒般的仇恨不再僅僅限于互聯網空間,在2月26日上午極短的時間內,迪卡儂的客服收到了超過500通抗議電話和郵件,零售店的團隊成員被威脅和辱罵,甚至是受到肢體攻擊。

在過去幾周中,法國民眾對從去年底開始的黃背心運動的支持率開始跌到四成之內。這一轉變的根本,就是社會輿論盡管支持或理解黃背心的訴求,但否定運動中此起彼伏的暴力行為。迪卡儂的新產品在此背景下,卻引發了疾風暴雨般的言論暴力,這與政客的推波助瀾顯然密不可分。

對于法國政客而言,歐盟議會選舉前的社會事件,都是爭取民意的好機會。以看風使舵著稱的一些政客很快加入批判的陣營。在上一次大選中大量失血,從首要反對黨跌入到第二階梯政黨的法國右翼黨共和黨抓住了這個機會。共和黨發言人麗迪雅·吉魯(Lydia Guirous)言辭激烈,她指控迪卡儂“屈服于伊斯蘭主義”,其政黨則控訴“在公眾空間的一種伊斯蘭族群主義的新的侵擾”。執政黨成員也不例外,覺悟最高的是以“跳黨”聞名的執政黨發言人奧羅爾·貝爾熱(Aurore Berge),她在推特上指出“體育是解放。作為女性和公民,我的選擇是不再信任一個打破我們價值觀的品牌。”

什么是法蘭西共和國的價值觀?難道不是“自由,平等,博愛”嗎?這并非只是刻在每一座市政府大樓上的裝飾性文字,這個法蘭西共和國的座右銘,更是載入1958年法國憲法的第二條。

法國民眾對自由的追求和捍衛決心,已經在幾個世紀中得到證實。捍衛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企業有選擇其經營產品的自由,不可否認,這些都是必須在法律許可的框架下享受的自由。

那么,迪卡儂計劃在法國國內銷售穆斯林運動頭巾的商業行為,超越了法律所給予的自由范疇了嗎?

2010年的法律已經相當明確。這年10月11日,法國立法禁止在公共場合身著足以掩蓋面部的服飾,該法也被稱為布卡法。這條在當時也引發社會爭議的法律,在四年后受到歐洲人權法庭認可。該法庭在判決中認定,“維護‘共同生活’的條件”是法國當局的合法目標。

關于穆斯林女性是否可以佩戴頭巾的法律,可以再上溯到2004年3月。法國當局透過立法做出在校內禁止佩戴有宗教色彩飾物的決定,也被認為是針對穆斯林頭巾。但是,該法的適用范圍,僅僅限于在法國的中小學校園,并不適用于大學。理由是,中小學生應該就像是一張白紙,處于吸收基礎知識階段,在尚未具備獨立的判斷力之前,應該不受到包含宗教因素在內的其他外在因素的影響。

也就是說,在法國現行的法律中,沒有任何禁止在中小學校以外的公共場合,佩戴不以遮蓋臉部為目的的宗教飾物的條款。若是迪卡儂的商業行為沒有違法,那以奧羅爾·貝爾熱為代表的政客對迪卡儂的抵制性呼吁,就是對法國社會“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觀的沖擊和否定。

就在全國正在進行戴頭巾女性的權利大討論中,法國總統馬克龍公開確認,“若是有私人企業在招聘員工的時候,因為戴頭巾而實施歧視性行為,這家企業將受到懲罰。”那么,如何理解,在一個法律準許戴頭巾的社會中,因銷售跑步用的頭巾,就成為眾矢之的呢?

攻擊者的一大理由是:“法國是一個世俗社會”。大洋對岸的美國人笑了。《華盛頓郵報》的文章帶著取笑的口吻指出:作為官方上的世俗社會,法國禁止在公共生活中所有帶有宗教的象征和標識。當然,冬季在市政府內供著的圣誕樹和圣誕馬槽(耶穌在那里誕生)例外。此外,每一個天主教節日,所有的行政機構的大門都關閉。“但是在法國,銷售一條跑步用的頭巾,看起來是一個丑聞!”

法國是一個世俗社會,要回溯到1905年12月9日。這天法國頒布了關于政教分離的法律,這是法國大革命以來所進行的世俗化改革進程的成果。它宣告“信仰自由”,保證宗教活動自由,并建立新的宗教制度。法國自此成為一個世俗國家。但世俗國家并非是禁止宗教信仰的國家,該法在首要位置上就捍衛“共和國確保信仰自由”。

再者,若不是從捍衛女性權利的角度出發,而只是考慮到宗教因素的話,在巴黎街頭不乏看到其他宗教標識的市民,比如頭戴基帕的猶太男子。

戴頭巾是不是順從的表現

攻擊者的另一個理由是:“頭巾是一種順從”,是女性對男權的屈服,對宗教的屈服,而體育應該是自由的象征。言下之意,這些批判者是為捍衛女性權利,改善女性地位而行動。關于這一點,甚至連主管男女平權和反歧視的法國國務秘書席亞帕(Marlene Schiappa)都看不下去了。在公開表態中,她問道“在談問題前,如何解釋,一些政治人物只在關于頭巾的問題上,才對女性的權利感興趣呢?我們什么時候聽到他們中的一些支持女性的避孕措施了嗎?墮胎的權利呢?”

這個問題的實質還在于,在法國的穆斯林女性,是否是因“屈服”而帶頭巾呢?很多人反駁這一說法。事實上,在今天的法國社會,戴頭巾非但不是一種順從的表現,還傳遞著特立獨行的信息,和在郊區年輕人中盛行的RAP音樂一樣,代表“我與你們不同”“我要按我的方式生活”。被認為法國右翼中的右翼媒體《不正確》(L'Incorrect)的總編加布里埃爾·羅賓(Gabirel Robin),在他的文章中記錄了這樣一段話:在巴黎郊區塞弗朗市(Sevran)的一位地緣歷史教授告訴他,他的一些女學生,不過13歲左右,就夢想著披戴頭巾,但這些女生的母親,本身卻并沒有戴頭巾的習慣。

法國的一些女權主義者也選擇站在支持迪卡儂這一邊,理由一目了然。如女權主義者瓦萊麗(Valerie Rey-Robert)所說:“一些人沒有能力區分這點,在法國一位戴頭巾的女性,并非如在伊朗那樣被強迫這樣做”。

當然,對于在法國以外,身處于條框森嚴的伊斯蘭原教旨國家中無法摘除頭巾的女性,法國穆斯林女性選擇她們對權利的抗爭是一種不利的做法。一些法國政客由此指責或擔心“法國女性在國際社會上的不良印象”。但如何能夠將這部分比率極少的穆斯林戴頭巾女子,與法國女性的國際形象聯系在一起呢?當聲勢浩大的反同性戀婚姻的游行登上無數國際媒體的時候,這些人是否有想過同樣是在一些穆斯林國家中,僅僅是因為性取向而被拋入大牢,甚至面臨死亡威脅的同性戀呢?更何況,到目前為止,引發國際不良影響的,似乎更是對運動型頭巾的禁止行為,被認為粗暴和可笑。

為什么法國社會對迪卡儂群起而攻之呢?在這“不禁止戴頭巾,但禁止銷售”的反邏輯背后,是法國社會對伊斯蘭滲透的焦慮。

2015年1月,法國暢銷書作家米歇爾·維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出版了名為《臣服》(Soumission)的小說,虛構法國將在2022年變成一個伊斯蘭國家,出版后迅速登上法國銷售版冠軍;同月發生的諷刺性媒體《沙爾利周刊》編輯部的恐怖槍殺事件,接下來幾年發生多次大型恐怖事件,都使得法國社會加大了對伊斯蘭的戒備。

不可否認,法國社會上還是有很多人能分清穆斯林與伊斯蘭極端分子之間的差別,但幾年來,仇視穆斯林的言行已經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并且有公開化和自由化的趨勢。

盡管法國禁止關于種族和宗教的調查和統計,但并不阻止各種推算和分析。在法國6600萬總人口中,信仰伊斯蘭的法國人預計為500萬到600萬人,接近于10%的人口比率。但最新一期《視點》雜志提供的數據,在社會上進一步引發對穆斯林人口總量的擔憂。

在這份調查中,在2015年有18.5%的法國新生男嬰,以阿拉伯穆斯林姓氏為名,而在1968年時這個比率為2.5%。《視點》雜志的編輯加了一行標注:若是將所有男孩女孩都統計在內的話,這個比率會上升。

恐怕這才是為什么法蘭西價值觀敵不過一條穆斯林頭巾的答案。

(作者是法國《世界報》集團《國際郵報》記者)